美国华裔作家讲述移民文化：吃美国食物变不成“美国人”

　　国《纽约时报》网站4月13日刊登华裔移民作家莉萨（Lisa Ko）的《“白人的”饮食对华裔移民孩子意味着什么？》一文，文章记述了丽萨对于西餐和美国文化的思考，文章摘编如下：

　　叔叔在新泽西唯一一家像样的中国餐馆内隔着桌子指着我说道，“莉萨喜欢汉堡，对吧？”

　　我回答是或者不是都无关紧要，我是这个家族中出生在美国的第一个成员，所以这个决定老早就有人替我做了，他们料想我会背弃中国饮食而喜好美国食品——而我后来的确这样。

　　我的父母是来自菲律宾的华人移民，他们并没有被同化。当我和兄弟姐妹们央求着要吃大力水手炸鸡而非咸鱼时，父亲会摇着头说：“你们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

　　1986年，我10岁，我们家正奔跑在成为十足的美国人的快车道上，我们的早餐是一大块微波加热的“萨拉-李牌”冷冻磅蛋糕，还有撕掉斯塑料包装后的玉米粒、土豆泥和奶油朱古力块，零食是用微波炉加热法式面包披萨，我们会吃薯片，还有直接从罐子取出的柠檬茶粉。

　　在《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允许更多非欧洲人移民到美国之前，我的父母经历了战争和独裁统治。因为在童年尝尽艰辛，他们出于过度补偿的心理——同时伴随一种负罪感——任由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被鼓励同化，却也因此被指责。

　　由于父母是在曾为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出生和长大，所以他们对美国食物和文化并不陌生。我母亲很会做饭，但能负担得起和享用美国方便食品，即美式富足，是能让我们感觉自己跻身中产阶级的方式。

　　对他们来说，“美国的”往往等同于“白人的”，但我的白人朋友们吃的根本不是电视广告中的食物。他们在家里吃无糖苹果酱、烤鸡胸肉和芹菜。偶尔才会从真正的饼干罐里拿一块燕麦饼干。在我的中学食堂里，其他孩子吃花生果酱三明治和苹果的时候，我在尽情享用塞满了美国干酪的热狗。遇到餐厅菜单上有中餐的时候，端上来的往往是一份我都不知道是什么的湿乎乎的面条状东西。

　　我的白人朋友家里甚至没有有线电视，但我父母说服了安装有线电视的人，频道全都免费。那是伊朗门事件曝光的年份，是“挑战者”号爆炸和菲律宾发生“人民力量”革命的年份，但是在当时的黄金时段，播出的是《科斯比秀》、《家族风云》和《锦绣豪门》，还有整天不断的游戏节目。

　　詹姆斯·鲍德温曾经写道，美国媒体的“主旨不是带来困扰，而是安抚”。美国电影和电视节目会帮助维持一种天真的幻想，它可以掩盖我们国家的暴力。希玛曼达·恩戈齐· 阿迪奇提到过美国的“对慰藉的迷恋”；朱诺·迪亚斯说我们一心追求“令人安慰的叙述”，要维持美国例外论抚慰人心的神话，就必须保持其慰藉和天真的属性，不管它有多么虚假。

　　或许我的童年也是如此，毕竟，我的家人拥有在表面上置身于政治之外的条件，可以试图将自己从精神和地理上与里根年代造成的破坏拉开距离。

　　通过调高电视的音量，大吃特吃Velveeta奶酪和Steak-umms牛肉切片，我们在竭力掩盖自己的恐惧、对留在菲律宾的亲戚们的内疚感，以及我们的经济隐忧和内心的不确定性。还有什么比这种绝望的拒绝更“美国”的？我们不需要证明我们是“美国人”，我们早就是了。

　　最终，我大吃特吃的有着鲜艳喜气包装的东西，破坏了我的健康，令我出现食物过敏和慢性自身免疫问题。如今，吃一小块披萨或一小把Doritos玉米片，就会让我出数周的荨麻疹。我时常羡慕那些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的人，尽管我羡慕的可能只是1986年的天真，一种从未真正存在过的天真，是羡慕我以前那样直奔商场美食广场上卖汉堡的摊位，多加奶酪，加洋葱圈，就着一杯奶昔一起吃下，或者是吃一份微波一热就可食用的方便晚餐，尽管这种食物吃的时候永远不像它盒子上亮眼的包装图看起来那么美味。

　　美国属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我的朋友洛丽过去经常在我们家吃午饭，她要求我母亲做Spam午餐肉汤面、Spam午餐肉米饭，或加大块Spam午餐肉的卡夫芝士通心粉。但后来她不愿意再吃这种东西，“我妈妈说Spam让人倒胃口。”

　　洛丽回家之后，我母亲翻着白眼说，“美国人一直都吃热狗，热狗跟Spam是一样的东西。”我父亲也说：“Spam是美国食品。”

　　这话有几分真。在各个战时占领期，美国军队曾把Spam带到关岛、韩国、日本和菲律宾去，它们成了世界上食用Spam最多的一些地方。在菲律宾，吃Spam没什么好丢人的，但我们家把这种美国食品又带回了美国，现在我们被告知，这种东西不能吃。

　　有关移民的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叙事描绘了两种文化通过食物相融合的美好景象，就好比我母亲会往我们的感恩节火鸡里塞糯米。但是在现实中，同化来得更暴烈，历史更复杂，文化则没有那么截然不同。我曾大口吞下在我眼中属于美国常态的食物，但我依然不被看作真正的美国人。或许根本就没有美国常态这种东西，或许美国常态本身只是一种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