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孕如何成了一种“病”？

冉冉超爱美丽

发表于 2015-5-15 09:19 来自疯狂造人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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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孕给医学界提供的动力日益增强。在德国，产前检查在过去20年间涨了5倍。从统计上来看，高危险妊娠已属于正常现象，准妈妈们有一半以上被归为高危险妊娠群。但数十年来，怀孕妇女的健康状况绝对没有变差，风险剧增主要归咎于医生的热情，他们对怀孕这个自然事件设下的标准越来越苛刻。”

这段话出自德国《明镜》周刊医疗记者耶尔格·布勒希所写的《疾病发明者》一书。上述现象被他称之为“名叫怀孕的病”。中国眼下发生的一幕，与布勒希书中的描述十分相似。无数正准备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正在被动接受或主动寻求不必要的检查与治疗。在国内缺乏互信的医患关系以及准父母们过度重视怀孕的双重因素驱动下，怀孕已然成为一种需要“严阵以待”的“病”。

甲状腺功能检查“人人过关”的背后

北京的白领女性陈仪（化名）与丈夫一直忙于各自的工作，到30岁这年，在双方父母催问之下，才惊觉已经到了完成繁衍后代这件人生大事的时候。自诩为新一代知识女性的陈仪，不听老一辈的那套中医理论，打定主意要科学备孕，拉着丈夫一起去医院做了个孕前检查。这家大型三甲医院的妇产科医生给她开了一个长长的检查单子，检查名目之繁多超乎她的预想，光血就抽了好几管。

过了几天，她去医院拿验血结果，医生告诉她一个不算太坏的坏消息：其他检查结果都正常，但甲状腺功能指标有一项TSH（促甲状腺激素）超标两倍多，属于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俗称“亚甲减”）。医生一脸严肃地说，亚甲减会造成女性不孕症，即使怀孕了，也会影响胎儿智力发育并容易流产。“如果怀孕了，早孕期间，TSH数值不仅要在正常范围的最高限4.9以内，而且要严格控制在2.5以下才好。你现在这么高，必须先治疗，最好把指标降到2.5以下再怀孕。”

听了医生这番话，陈仪连声诺诺，心想幸好做了孕前检查，果然及时发现了问题。事后，她和朋友们一交流，才发现身边很多女性都有这个“病”。

北京协和医院原妇产科医生龚晓明如今正在投身医生创业的热潮，在北京建外SOHO的一家金融家咖啡馆里，这位向来以敢言而著称的医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六七年前，孕妇从来不需要在医院检查甲状腺功能。不知从何时起，全国的妇产科医生开始向每一位前来建档的孕妇积极推荐甲功筛查。不过，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对国内如火如荼开展的孕期甲状腺功能筛查说一声No了！”

甲状腺功能亢进（俗称甲亢）或者甲状腺功能低减（俗称甲减），都属于内分泌系统的疾病。甲减患者的TSH偏低，游离T4偏高，主要表现为乏力、便秘、怕冷、肌肉痉挛、浮肿、皮肤干燥、脱发。甲减患者若是未经治疗直接怀孕，会增加流产、胎儿神经发育异常的发生率。而如果只有TSH升高，而游离T4正常，则达不到甲减的诊断标准，这种情况在医学上被列为“亚临床甲减”。

中华内分泌学会完成的《中国十城市甲状腺疾病和碘营养状况调查》结果显示，有5.32%的育龄妇女有亚临床甲减，在孕20周前的孕妇中，有5.27%的亚临床甲减。据估算，如果仅针对高危人群进行筛查，将会有80%的甲状腺疾病被漏诊。

基于上述依据，最近几年，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医院已经开始在全孕妇人群中推行甲功检查，并将此项加入了孕前检查套餐。记者采访了一位怀孕5个月多的吴女士。她是在北京回龙观地区的一家三甲医院分院做的孕检。她表示，自己完全不知道孕检里有甲功这一项，在记者的询问下，她翻阅了检查单才发现自己确实做过这项检查，结果是正常。

支持对孕妇亚甲减进行治疗的证据是1999年的两个观察性研究。这两项研究发现，亚临床甲减患者生出的新生儿智力较正常甲状腺功能母亲生育的新生儿要低。然而，这都属于观察性质的研究结论，证据级别在2和3级，可靠性不那么高。与此相反，在2012年一个最新随机对照研究中发现，亚临床甲减的患者补充或不补充甲状腺激素，对孩子出生后发育至3岁时的认知功能并无差异。这一结论的证据级别是1级。据此，美国妇产科医生协会在2015年4月最新发布的临床指南中，已经不推荐在全妊娠人群中进行甲状腺功能的筛查和治疗。

对此，龚晓明强调说，其实，在旧版的美国妇产科医师协会临床指南里，也没有对所有孕妇推荐进行甲功筛查，而只是说这一问题存在争议，没有定论。新的指南则基于最新研究给出了明确结论，这就意味着，那些有亚甲减的孕妇可以停止吃药了。他补充说，有人也许会认为中国人群因为饮食结构不同，得出的结论会不同，但在没有充分研究否定掉这个1类证据之前，还是应当遵循这一指南。

然而，此前，国内医生却无视国际上对这一问题的争议，而是一直对亚甲减与妊娠不良的关系持笃定态度。龚晓明说，“也许是他们不愿意知道或假装不知道这些争议。”治疗亚甲减的药物并不算贵，一盒优甲乐大约卖几十块钱，而“大头”在检查费用：甲功筛查在不同医院的价格是200元～500元不等。一位被判有亚甲减的女性，在整个怀孕期间至少要做3次甲功的检查。这对于医院和生产检查试剂的药厂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生意。

陈仪的朋友小唐也是亚甲减，最近刚刚生了孩子。怀孕期间，为保证腹中胎儿的健康，小唐每个月都要去医院抽血监测甲功，以及时调整用药量，她表示，“相比孩子健康，能花钱解决的都是小事。”当已经吃了好几个月药的陈仪知道亚甲减不影响怀孕这一消息之后，却仍半信半疑，“既然是亚甲减，总归不是健康状态吧？吃点药把指标控制在正常状态，不是更有利于怀孕吗？”

陈仪的想法很有代表性，生活水平的提高让孕妇及其家庭对怀孕的过程有着神经质般的完美欲，而医疗技术的发展和商业利益驱动也为满足这种完美欲提供了更多的“说法”和“疗法”。

“过度保胎”危害几何

龚晓明曾就职于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

每天，在广州暨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产科，都有刚刚怀孕的准妈妈来找主任医师李玮璟，询问能否开点黄体酮保胎。在母婴网站上，还有人发帖说，“这个月监测排卵同房之后就开始吃黄体酮了，姐妹们祝福我这次一定要怀上啊！”李玮璟说，每每和国外同行提起中国医生如此钟爱黄体酮，中国孕妇如此大量使用黄体酮，都会看到一双困惑和迷茫的眼睛，然后就听到“why？”

为说明黄体酮滥用的程度，李玮璟举了一个最最常见的例子：一位女性在多年等待后终于怀孕，就去医院查黄体酮，然后住院，每天打针吃药保胎。李玮璟问这名孕妇为什么要保胎，回答说怕流产。再问：有流产表现吗？答：没有，只是黄体酮低，医生说等到出血再保就来不及了。听了这番话，李玮璟对这位无知的母亲与无德的医生感到无奈，只好告诉她，“好的胚胎不用保胎，不好的保了也好不了。”后来，在孕中期筛查时，李玮璟发现胎儿有双侧肾积水，她知道，这和使用保胎药不无关系。

长年在产科工作，李玮璟还处理过更多令人哭笑不得的案例：有孕妇早孕期阴道出血不止，口服和注射黄体酮都不管用，结果到她那里一检查，发现是宫颈息肉，或者是泌尿系统感染等别的因素引起的症状。

对于黄体酮滥用现象，龚晓明也深恶痛绝。他在博客上不客气地对自己的同行说，“我想给妇产科医生们做一个科普：在怀孕头三个月的早孕期间，对所有的孕妇进行β-HCG（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孕酮的检查是没有必要的。”他解释说，对于那些有早孕期不规则阴道出血的孕妇，检查β-HCG、孕酮具有鉴别诊断和判断妊娠预后的帮助，但对每一个孕妇都进行检测，就有过度之嫌。然而，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两项检查已经成了国内普遍开展的孕检项目。

开展普查之后，很多孕妇都被诊断为“孕酮偏低”，继而开始口服孕激素，打黄体酮“保胎”，这样的医疗措施听起来合乎道理，但实际上毫无医学根据。对此，龚晓明解释说，大部分的早期流产，都是胎儿的基因有问题，由此可能导致体内某种酶缺失了，或者重要脏器出了问题。这样的胚胎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在母体内无法继续发育下去，以死亡表现出来，在母体就表现为阴道出血，甚至组织物排出，导致流产。因此，孕酮低只是流产的一种结果，不是导致流产的原因。

龚晓明说，从停经开始算4～8周之间，是发生阴道出血的高危时期。如果有出血，并检查出孕酮值在5纳克/毫升以下，那么胎儿发生流产的机会很大；若大于25纳克/毫升，是正常宫内孕，而介于5～25纳克/毫升之间，则属于需要进一步观察的情况，但此时也不需要使用黄体酮，观察变化即可。也就是说，不管孕酮有多低，绝大多数孕妇都不需要用黄体酮来保胎。根据目前的研究结果，仅支持对有3次以上流产病史的孕妇进行黄体酮治疗。

在这种情况下，为何妇产科医生依然热衷于给孕妇开黄体酮？对此，李玮璟说，作为安慰剂，给予孕妇黄体酮治疗是最简单也是最安全的的办法。如果不开药，流产后孕妇会因为医生没有给她保胎而找对方算账。然而，如果大剂量的使用外源性激素保胎，结果本该流产的胚胎存活下来，其结局可想而知：过量的孕激素会导致很多男性胎儿出现肾盂扩张，甚至肾积水、生殖器发育异常；女性胎儿则可能在青春期后出现生殖器官肿瘤，过量的HCG 还会影响妊娠期的唐氏筛查结果，使原本真的高风险变成假的低风险。

谁让怀孕成为“病”

过度医疗在医疗界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对于妇产科来说，出于孕产妇对母子健康“绝对安全”的强烈心理需求，过度医疗更是医患双方的一种“愿打愿挨”式互动的结果。

既然孕妇有需求，医生又何乐而不为呢？龚晓明说，一名自然分娩的孕妇在公立医院生一个孩子才两三千元，而一个心脏支架动辄好几万，一枚骨钉也要好几千至上万。相比财大气粗的心脏外科、骨科等，妇产科在医院里属于不挣钱的科室，这迫使妇产科医生只能想方设法地多开展一些检查和治疗赚钱。

以抗生素滥用这个被业界和媒体常常提及的老问题为例，李玮璟说，眼下对于围产期的抗生素使用，普遍存在着过量趋势。不少人以为，抗生素使用时间越长，预防术后感染就越保险。但已有研究表明，抗生素使用时间过长是不科学和不合理的。

有临床研究表明，对于包括会阴切开在内的自然分娩，使不使用抗生素进行预防式治疗，对产妇的实际感染率没有区别。中南大学附属湘雅医院的一项研究也表明，对于剖腹产，需用抗生素预防手术感染的危险期一般不超过24 小时，其关键时间是手术切口切开至缝合关闭的这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产妇体中应持续足够的抗生素浓度来抵御可能污染的细菌。因此，合理的预防用药方法应是术前半小时至1小时或麻醉开始时给药，而在临床实践中，产妇在术后则被常规性地使用抗生素3至5天。

澳大利亚著名医疗记者雷·莫尼汉在其著作《贩卖疾病》一书中揭露了世界顶级医药公司为了获取高额利润，违背治病救人的医学理念，重新定义疾病，扩大疾病范围，使得更多的民众需要依靠药物来缓解日常“症状”。

耶尔格·布勒希则在《疾病发明者》一书中也表示：厂商和利益团体把正常的生命过程扭曲成医学问题，让我们过上了“医疗化的生活”。

在此背景下，怀孕成为一种“病”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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